近日，年近七旬的河北省景县退休老干部佘智坤老人耗费5年心血撰写的口述历史实录《小村之魂》终于完成了初稿。这本书写的是他的家乡———景县郑古庄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真实历史，全书共20余万字。抗战初期，郑古庄村是景县县委、抗日民主政府的驻地之一，是著名的抗日红色堡垒村，在这个当时仅有300余人的小村子里，抗战时期涌现出了30多名以地委书记王泊生烈士为代表的抗日英雄人物，日寇制造的惨绝人寰的郑古庄惨案也发生在这里。

　　佘智坤从小听着父辈的抗日故事长大，一直想把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从2010年起，他就搜集资料，开始了艰苦的创作。

　　2011年12月佘智坤向原军事博物馆首任馆长、解放军军事大学副校长、革命老人贾若瑜了解抗战史料(右为佘智坤)

　　佘智坤走遍全国搜集资料

　　佘智坤对记者说，他本着严谨治史的原则，创作中全程做到“句句有出处，事事有依据”，内容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经得住未来人的推敲。在叙述历史事件、史实时，绝不掺杂任何主观的东西，这是他编写这本书的指导思想。从搜集资料到成书，他用了近5年的时间。有时为了厘清一个历史细节，就要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材料中搜寻线索，访问事件亲历者、知情人。5年来，他到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图书馆、各级党史部门查阅资料近千次，查阅原始资料10000余份；外出采访老干部130多次，行程50多万公里，走遍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奔波时间长达340多天，曾11次进京，六上天津和武汉，五进保定、南宫，四赴石家庄，三到沧州、泊镇，两去洛阳、济南、任丘……衡水所有县市区的党史办他全部去过。他主持召开党史座谈会20余次，采访了80岁以上的革命老人90多位，拍照15000余张，整理出有价值的照片3000多张，录音、录相16000余分钟，搜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老照片600多张。

　　为了搜集抗战史料，5年来，从东三省到西藏，从内蒙古到广东的广州深圳，佘智坤四处奔波，饱尝艰辛。由于常年出差，饮食不周，他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由于经年累月的伏案工作，他的腰椎也出了问题。2011年7月中旬，他到武汉搜集资料，住在仅有一个老式空调的屋子里，汗流浃背；2012年8月他独自去武汉调阅韩荣田的档案时，为节省费用，住的是20元一间的廉价旅店，室内只有一个旧吊扇，晚上室内老鼠乱叫，因休息不好火气攻心导致痔疮病突发，行路困难，大夫建议他住院手术。因为他独自一人在外，无法手术，便忍痛上了火车，回到县城后没进家门就直奔医院，上了手术台。

　　搜集抗战史料就是抢救历史

　　在搜集资料中，很多老干部对佘智坤说：“你这是在抢救历史啊。”几年来的实践使他深深体会到这一点，这些幸存的革命老人心里埋藏着许多值得挖掘的东西。在搜集资料过程中，他本已把某些老干部列为采访对象，但还没来得及访问对方就逝世了，如冯希尘、张方明、陈东等；也有一些革命老人他刚刚访问不久，就逝世了，如朱韬、马风仪、杜道周、陈登崑、孙雪天、张洁珣、郑理等；另外还有很多老干部是在医院或家庭的病床上采访的，如曹中南、马金昌、肖英、杜民等。

　　寇庆延老人是王泊生烈士的老战友，2012年6月佘智坤到广州访问他时，他已100岁了，正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秘书让佘智坤列了一个访问提纲，说待老人病情好转时，代他问一下情况。佘智坤还列了曾在冀南工作的38位革命老人的名单，希望能采访他们。后来才从秘书口中得知，这38人中仅有两个人在世，着实令人遗憾。写抗战期间口述历史的何天义先生曾说：“老人们一个个离去，现状就是这样，亲历者年事已高，知情人越来越少。即使他们现在抓紧抢救，也只有三五年的时间可以利用。”

　　另外，甄别历史事件中某个细节的真伪，这也是佘智坤在搜集资料、创作中的难题。把搜集资料来的各种资料汇集之后，对同一历史事件中记录的细节，各种资料的表述不尽相同，甚至出入较大，对事件本身以及其中的人物也褒贬不一。历史事件距今年代久远，加之被采访人年事已高，回忆时很可能出现偏差；另外，他在查阅地方志及史书等资料时，这些资料记载也有时不一致。所以需要他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根据掌握的资料，不带任何个人成见地更深入细致地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客观地逻辑推理，沙里淘金，去伪存真。

　　2014年6月佘智坤在北京医院病床旁向原全国妇联副主席、离休干部郭力文了解抗战史料(右为佘智坤)

　　搜集史料同时也收获了快乐和感动

　　在佘智坤搜集资料创作过程中，虽有艰辛，但也收获了很多快乐和感动，碰到许多无私帮助他的人。省、市、县各级党史部门大力支持他，景县两届县委班子从各方面都给了他很多帮助，同时他也成了景县党史办的一名编外老兵。2013年7月7日，他决定自己投资两万元主持召开“郑古庄惨案”座谈会，景县政协副主席、恒安泰公司董事长孟庆义，王谦寺镇党委及景县县委宣传部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

　　佘智坤与妻子王桂兰去延安搜集抗战史料，当他拿出介绍信向延安文物局局长苏雅琳说明来意后，她派公车让给他使用，她说：“您二老偌大年纪为写革命前辈的事迹来采访，太感人了，您办的是公事，这是公车，理应为您服务。”后来他从司机口中得知，那天正值苏雅林去开会，她是坐公交车赶往会场的。

　　杜民是早年参加抗战的老干部，是研究冀南党史的专家，1950年曾参与创办国立革命博物馆(后改为中央革命博物馆)并在此工作5年。佘智坤曾4次访问杜民，共同的爱好让他们成了至交，杜民把珍藏多年的20余箱近千册书籍及其他珍贵的历史资料赠送给他，为他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参考资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爱人王桂兰，5年来一直鼎力支持他的工作，从微薄的积蓄中拿出大部分给他做资金支持，由于不放心他一个人外出，她拖着病体，数十次陪他外出搜集资料，为不耽误他创作，她承担了家中所有家务。

　　搜集抗战史料中，佘智坤看到了名列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的王泊生烈士使用过的文件箱，他非常兴奋地拍摄下来。王泊生原名王鸣铎，又名王子振、王振之，1915年出生于景县郑古庄村。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投身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救亡运动，参加了反帝大同盟。1931年春，他加入共青团，同年秋加入共产党，历任河北泊镇师范学校党支部委员，左联工委书记，抗大政治教员，束鹿县委副书记，冀南一地委宣传部长，代理地委书记，二、五、六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等职。1942年10月28日在日军的一次大扫荡中，牺牲于枣强县齐杨兴村，年仅27岁。

　　口述抗战历史《小村之魂》完成初稿

　　佘智坤到各地搜集资料，他多次赴京，却无暇去观看京城的长城、故宫；到了洛阳，也无意去欣赏正盛开的洛阳牡丹；多次赴武汉，也未曾攀登过闻名中外的岳阳楼。历经5年艰辛，口述抗战历史《小村之魂》终于完成了初稿。经各级党史部门专家鉴定，此书填补了党史学界的一些空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思想价值，是难得的口述抗战历史作品。佘智坤并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在《小村之魂》完稿的同时，另一部抗战历史题材的作品《石嘉植传》的材料搜集工作已初步完成，不久将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