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4日至30日，日寇调集近4万人的兵力，分4路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全面进攻，这就是被日寇称为“四路围攻”的冀南大“扫荡”。日军一路由石家庄出动，向宁晋、枣强进攻；一路从邢台出动，经任县、巨鹿向南宫进攻；一路由邯郸出动，向永平、广平进攻，一路从德州出动，经武城向临清进攻。驻守冀南的国民党鹿仲麟部，与敌未接一仗便狼狈南窜，躲到邢台路罗镇去了。而国民党石友三部，则暗中向日伪妥协，腾出手来明目张胆地制造“摩擦”，与八路军为敌，在冀南区各县建立“第二政权”，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对立，冀南各抗日根据地面临日伪“扫荡”、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双重压力。

　　早在1938年8月，为适应抗战形势，中共冀南区党委将原冀鲁豫边区省委下属9个特委、105个县改称地委。各地委同时设专员公署、军分区。其中三地委(后改五地委)下辖景县、枣强、武邑、阜城、故城、冀县、衡水等7县。冀南行政公署成立后，将冀南划分5个专署，下辖51个县，景县仍属五专署、五地委。1939年日伪大“扫荡”及沦陷区日伪政权建立后，冀南各抗日根据地面临的压力更大、形势更残酷。在这种情况下，王任重就任中共冀南五地委书记。

　　王任重把景县三区作为联系点，大部分时间住在基层百姓家。他把提高各级干部尤其是县区主要领导干部的素质、增长对敌斗争的本领放在第一位，随时随地教工作方法，传授对敌斗争经验。他到三区蹲点，对县区领导干部说：“新环境需要新干法，环境变化了，干法不变就行不通，干不好。青纱帐下去之后，敌人的‘扫荡’将更加严重，占领的据点会更多，敌伪汉奸的活动会更加猖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工作和活动的方式方法必须能够变通，能够应付新的环境，能够保存自己的力量，能够继续开展工作。”他接着说，“群众团体与地方干部一律离开政府与游击队，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工作。要建立起秘密机关、交通站、交通网，依靠秘密机关、交通站做指挥中心。要建立起严格的会议制度、交通制度、巡视检查制度，以保持上下级的密切联系与指挥关系。平常以分散工作为原则，打破群众团体的机关化、衙门化，使县区群众团体的干部真正与群众血肉相联。这样做，我们便能够照常进行工作，不致因战争而停顿，并且能够保存干部。群众团体和地方党的同志，在地方上要多建立一些社会关系，做到走到哪里都有地方去住，都能得到掩护。赶快创造一些革命村、革命家庭，作为我们大大小小的堡垒。在各村做工作，一定要熟悉各村的情况，要同群众切实打成一片，与群众有一样的装束和行动。总之，工作人员掩护在群众中，像鱼生活在大海里，是不容易被敌人发现的，何况到处都有我们的政府，日寇汉奸只占极小范围呢！”针对有的领导干部心存疑虑，王任重说，“有人说，这样分散下去工作，会使一部分人涣散、消极和私自回家。这是有可能的，因此要求我们严格地建立工作制度，增强党的纪律、工作纪律，并及时地加强和密切上下级的联系，来克服这个困难。政府要建立起秘密机关，派小部分便衣武装掩护。县长要随游击队到处开展活动，召开各种会议与巡视督促各区工作。除必要的干部留守县府外，其余的干部由县委县府和群众团体共同组成代表团，去各区直接领导工作。各区委、区政府、区群众团体，分散到各中心村坚持工作，以中心村作为我们的战斗单位。县区游击队必要时穿便衣，要善于配合正规军作战，并且善于领导自卫队、游击小组的活动；要积极打汉奸、打土匪、毁电线、破坏汽车路；善于运用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同敌人展开斗争。情况紧急时，白天不动夜晚动，做到神出鬼没。这就要求我们的游击队很好地进行训练，加强党政工作，坚定斗争意志，并切实注意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总之，新环境要求新干法，新干法就是切实与群众打成一片，依靠群众作掩护来进行工作。必须切实注意党政军民的配合与上下级的联系，建立工作制度，保持工作纪律。”王任重这次谈话，以《新环境需要新干法》为题，发表在中共冀南区委机关刊物《平原》第19期，作为全区各级干部的学习材料。景县 邓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