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问责可谓推动责任落实的“撒手锏”。而在实际操作中，“怎么问”则是个中关键，也是“问好责”的重要支撑。新近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在第七条分别规定了对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

　　根据这一条规定，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检查、通报、改组3种，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其中，诫勉包括谈话诫勉和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据《条例》起草组有关负责人介绍，这些问责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是对现有规定中问责方式的规范，体现了务实管用、简便易行的立法精神。

　　翻看以往的问责案例，细心者不难发现，各地问责方式五花八门、标准不一。据统计，在现有与问责有关的100多部党内法规制度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零散的规定导致问责随意性大、尺度不一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问责的严肃性和可操作性。《条例》的出台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有助于提高问责的执行性和精准度，推动责任更好地落到实处。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条例》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这些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仔细研读相关条款会发现，实践中经常使用的行政问责、追究刑事责任等方式，并未出现在《条例》之中。对此，《条例》起草组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器、党内问责的基础性法规，《条例》突出党纪特色，通篇党言党语、纪言纪语，不套用法言法语，对行政问责已有事项不再重复规定，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已有明确规定和程序的，也不再重复规定。　　　　        遵循“坚持依规治党、实现纪法分开”的制定原则，不论是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还是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都呈现由轻到重的“惩戒阶梯”式分布。

　　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特邀研究员汪洋表示，这体现了《条例》第三条规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问责原则，与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妙，彰显了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精神，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最大爱护。

　　当然，纪严于法、纪法分开，绝不意味着在问责方面，纪律和法律将完全割裂开来。如被问责对象涉嫌犯罪，可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条“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的规定办理。

　　除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外，《条例》第三条还对“依规依纪、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了明确规定。“依规治党，必然要求依规依纪开展问责；实事求是，是党一贯坚持的基本工作方针。”汪洋表示，党的问责工作是严肃的政治任务，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原则，是哪一级的责任就追究到哪一级，该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就采取什么问责方式，做到宽严适度，避免畸轻畸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