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魏立国之初，高欢也想对北魏末年泛滥成灾的腐败吏治予以廓清。天平二年(535年)，他为在邺城的文武百官规定了给禄标准，并派人检查各州郡县政府官吏执法的情况。但是，随从高欢起家的鲜卑族权贵不顾禁令，依然肆意贪污，高欢无可奈何。有个叫杜弼的行台郎中实在看不过去了，要求高欢惩办贪官污吏。高欢对他说了实话：“官场上贪污的风气，由来已久。武将中有很多人因家眷在关中，受到宇文泰的招诱，去留未定。江南的萧衍专搞礼乐制度，对汉族士大夫有很大的吸引力。我如果对他们过分强调纲纪，不予宽容的话，一旦都离我而去，我怎样立国呀？”等到杜弼再来提建议时，高欢则翻了脸。他命令士兵把弓拉开，刀竖起来，让杜弼从刀锋箭头中间钻过去，然后对杜弼说：“箭也不射你，刀也不砍你，你还害怕。我的军人们却是真刀真枪，百死一生，功劳这么大，贪污点算什么！”高欢以放纵贪污立国，使东魏的吏治、官风腐败到了极点。

　　这时，原已缓和的民族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天平四年(537年)，治河的民伕死去不少，鲜卑贵族竟讲：“一钱不值的汉人，随他们死去吧。”一个汉族将领听到后气坏了，准备杀死他。汉族、鲜卑族将领之间常因民族关系紧张而发生火并。高昂之死也是由于东魏鲜卑族将领见死不救造成的。

　　武定元年(543年)月，东魏与西魏再次发生战争。战争的导火线是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据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叛降西魏。宇文泰亲至洛阳接应，用兵包围了河桥。高欢匆匆从晋阳赶到黄河北岸，在挫败西魏烧桥的船队后，渡河占据了邙山。两军合战，宇文泰战败，险些被擒。这一仗，西魏军损伤三万余众。第二天，两军又发生战争，宇文泰仍未能取胜，只好引兵入关。这次战争，史称邙山之战。

　　邙山之战虽以高欢的胜利而告终，但也暴露了东魏内部的许多问题。部将的贪财好利，军纪败坏，严重地损耗了军队的战斗力，一度干扰了高欢的军事部署。当时宇文泰兵败几乎遭擒，大将彭乐接受一口袋黄金的贿赂，竟然将敌军主帅放跑了。

　　由于平素对下属放纵惯了，高欢感觉到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改变这种局面。他开始采用扶植儿子高澄的办法，试图对不法权贵稍加约束。武定二年(544年)三月，高欢把高澄的职务从吏部尚书提升到大将军、领中书监，并将掌管机要的权力从门下省转归中书省。高欢企图以此削弱邺中四贵的权力。邺中四贵，是高欢原来安插在邺城控制东魏朝政的孙腾、司马子如等四人。他们凭借权势，专恣骄贪，成为不法权贵的领袖人物。高澄起用汉族士人崔季舒为中书侍郎，崔暹为御史中尉，授意他们对司马子如等人进行弹劾。高澄下令将司马子如下狱、免职，并当众羞辱孙腾，同时还处死、黜免一大批贪赃枉法的贵族官僚。一时满朝肃然，颇有成效。事后，高欢出面极力安抚司马子如等人，并下书给邺城诸贵说：“崔暹等人居宪台，象司马子如这样同我亲密的人，我都不能救。请你们大家谨慎小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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