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

　　过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常拿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大批判的中心靶子。认为他是一个复古主义者，阴止社会前进，主张社会应退回到周文王时期，并为其被上一层“天不变”的神秘色彩。把这种历史的倒退，视为凝固的、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理论。

　　其实，君子之言差矣。董仲舒所假设的前提是“不变”，因为“不变”，所以，天、道亦“不变”，如果“变”呢？有谁设想到了呢？既然天“变”了，道还不“变”吗？我们还可以由此推断，纵使“天道”不变，可是在某些局部、关节点上，“人道”亦应有所变。(后文“常”与“变”中将叙述)。董仲舒在论述“天不变，道义不变”时，强调了“继治世”不变，“继乱世”则必变，亦是常态。不变才是特殊情况。用他的原话说，即：“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所以，董仲舒说：“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琴弦不调，就是有好的乐师，弹奏的声音不会和谐，不改革变更，就是有贤臣良吏，国家也治理不好。所以，琴弦要调整，严重的要更换琴弦，声音才会和谐，当改革变更的必须改革变更，国家才由乱而治。

　　所以，变更才是常态。

　　既然人间王道有失、有警、有乱，就需要“救溢扶衰”、“举偏补弊”，衰乱的部分、溢满的部分都需要救扶，偏颇的不足的弊端的地方需要举补，这不是变革吗？为什么“不变”呢？

　　那么，作为新兴的西汉王朝，需要“更化”什么呢？

　　第一就是要更化秦王朝的苛政暴刑，真正施行“仁政”、“德阳刑阴”的儒家政策。

　　第二就是要更化“文景之治”及之前的一个时期清静无为的慵懒思想，真正弘扬奋发有为、修齐治平的儒家观念。

　　第三就是要施行一系列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思想文化政策。经济政策主要是“省徭役、薄赋敛”、“盐铁民营”和“限民名田，塞并兼之路”；社会政策主要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和调均；思想文化政策则是“抑黜百家，推明孔子”和“立太学，设庠序，明教化，成习俗”。这些改革政策，为汉武帝乃至后任皇帝的治国理政提供了坚强的政治和经济的理论根据，是为封建统治顶层设计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