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力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董仲舒在给汉武帝《天人三策》第二策中，提出了“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的选拔、任用、考核官吏政策。

　　从官吏来源渠道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资，未必贤也。”这些朝廷重臣来自于官宦家族，即所谓“官二代”，这些人虽然经济上非常富有，但未必有真才实学。

　　从官吏考核的标准来说，应该是依据官吏在这个职位上所作出的成绩确定优劣，不能只看他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长时间。本事不大的人虽说干得时间长，也不能得到提拔重用。道德品质好又有本事的人，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也不妨碍他成为朝廷的重臣。这样做才能使各级官吏尽心竭力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本领，千方百计的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创建功勋。现在却不是这个样子，官吏们凭借在职时间的长短为资格取得尊贵的位置。度日熬时谋求显赫的高官，搞得黑白混淆、良莠不分，很难弄清每一个官吏的真实情况。

　　那么怎么办呢？

　　第一，举贤荐能。列候、郡守、岁禄两千石的高官，都要在下级官吏和士中选拔道德高尚、不能力的人，每个高官每年推荐两人到朝廷担任宿卫之职，并以此来考察高官们举贤荐能的能力，举荐之人德才兼备就奖赏，举荐之人为肖之徒就惩罚他。这样，一方面堵塞了“世袭”的渠道，另一方面，那些高官们才会认真负责的访贤求才，那么，天下才俊就会汇集于皇帝身边，有了贤良之士，太平盛世就指日可待了。

　　第二，兴教育才。董仲舒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原也”“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董仲舒认为，教化为大务，从地方到中央，兴办庠、序、学、校、太学，一级一级的培养人才，就可以把那些品尝兼优的人选拔出来，把他们放到郡守、县令这样的基层去任职，就可以发挥“师帅”作用。“师”、“帅”，这两个字是多么重要啊，首先要做百姓的师表，然后才可统领百姓，管理一个地方的政务。

　　第三，严格考核。标准就是：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考核干部政绩，不能以任职时间长短为依据，无所作为的庸官、懒官无论当多么长、熬多么老，也不能提拔重用。品德高、有才华的人任职时间短也可提拔，也可委以重任，根据每个人的才华和品德官定们，就会泾渭分明、高下有别，天下就会得到善治。

　　“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这样的选拔、任用、考核干部的标准，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董仲舒“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

　　按照先秦阴阳家的理论，董仲舒吸取秦王朝“严刑峻法”二世而亡的教训，提出了“德阳刑阴”与“任德不任刑”的理论。

　　他在《举贤良对策》第一策中，对汉武帝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

　　这就是说，既然天道以阳为德，阴为刑，做为君王，是以秉承天的意志来办事的，所以要注重德教，以德教化百姓，正心以正百官，而不应该以杀戮惩罚做为治国理政的对百姓施行“严刑峻法”、“横征架暴敛”，使得民不聊生、四处逃亡。做善事的也免不了受到惩罚，做坏事的逍遥法外。国内受到刑罚的人很多，被处死的人到处都是。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群起而反叛秦王朝，至秦二世十四年而亡，这样的教训多么深刻啊！

　　所以，要端正治国之道，必须从本原开始，从君王开始。君王要先正心，才可以端正朝廷礼仪，端正百官的言行，然后再端正万民的言行，最终天下得以善治。

　　那样的话，风调雨顺，草木茂盛，五谷丰登，万物生长，百姓欢乐，天地之间都承受着大自然的恩泽，享用着丰美的物产。天下百姓熙熙归附，到处一片祥和，到处都是明媚的阳光。

　　在每二次策问中，汉武帝再一次提出刑德关系，并以历史上的事例来策问：殷商之时治国以刑，以皮肉之苦来惩罚，社会安定。西周成康时，四十多年刑措不用，天下一样太平。然秦以刑治国，诛杀甚众，天下空虚，不久就灭亡了。不一样的治理，有成有败这是为什么？董仲舒在回答了历史上的事例成败之因后，对“德阳刑阴”理念作进一步阐述和发挥，提出“德刑并治、德主刑辅”的理论。他说，圣君治理天下，要求年少之人多接受教育，而对年长的则量才授官，用爵禄来激励、滋养品德优良的人，用刑罚来惩治作恶、约束作恶的念头。这样，老百姓都能明了、理解礼仪，知道凡事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以此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从而就不敢犯上作乱，作奸犯科了。

　　董仲舒还引用了孔子的话说：“导之为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治国者应以政法为教导，以刑罚为约束，这样百姓就会因有耻辱之心而不去违法犯规。这就是说，德、刑在治国中各有其功效。实施教育，仍未奏效，那么，对触犯法律法规者，就要施以刑罚。这样的理论，显然比他“任德而不任刑”思想进步了，全面了，完善了。从而使刑罚在以法治国中有了一席之地。

　　董仲舒确立的“德主刑辅”的德刑并用思想，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说：“这种德刑关系思想，是儒家思想家论述德刑关系中较为完备的理论。”今天，我们在实施全面以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仍有其借鉴意义。